王子逸从李安那里偷师不少，但如此厚重的题材显然不容易驾驭。家庭电影中的人味儿被机械感取代，大量冷色调的使用，对习俗、城市变化的奇观式展示，暴露在直白对话中的价值差异，令批判和反思差些力度。而且，三叉戟这种批判应该是建立在人情的复杂性以及对生活细微的敏锐之上，电影在这方面明显薄弱。穿着睡衣的碧莉和父亲挨近就坐，当景别从近景变换到全景，观众才得以知晓他们身处按摩馆。当然，这里的“观众”集中在西方。诸如此类在中国常见的情景在电影中被神秘化，以外来者（碧莉）的视角被呈现，这便解释了电影前中段的拧巴和生硬。碧莉在日光中归来，乘着夜色离去，车窗外的庞大建筑似乎因为光线变得柔和、亲近。然而，景随心变、情由境生，不曾诞生经历的地方终是死物的集合，这一切的改变并不只是来源于血液与祖籍，而是不同个体的主动联结。3.5